2012年既是中国完成政治周期切换之后迎来下一个改革周期的过渡之年，也是中国经济在更高起点上真正开启全面转型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既要完成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消费与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以真正实现有效经济增长；更要通过制度平台和配套执行，实现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社会全覆盖。

      在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衰退风险、最大经济体再度祭出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一点也不能排除的情势下，已是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在下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什么样的开局信号，势必举世期盼。

      应当说，在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间，中国经济尽管面临增长动力趋缓，关键领域改革进展缓慢，经济发展沉疴陆续浮出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不过，早已是经济导调高手的决策层，依靠这些年来积累的改革红利，通过一系列较为精准的政策投放，还是交出了一份较为亮丽的成绩单：GDP连续越过几个万亿美元台阶，由2007年的3.6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7.3万亿美元，今年很可能突破8万亿美元，已将昔日难望项背的英、法、德、日等西方强国甩在身后。人均GDP也于去年突破了具有指标意义的5000美元大关。尽管GDP这个令人纠结的发明在越来越强调国民幸福体验的今天，已经失色很多，但一个没有经济体量的国家，在全球经济棋局中是很难获得相应发言权的。此外，过去五年，中国致力于推进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升级，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稳步提升工业竞争力，正在由制造和出口大国向产业和资本强国迈进，并在全球资本流动与金融博弈中试图扮演更为积极与主动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已具备了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绝大部分要素，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样一个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下一步走向。

      只是，今日中国取得的上述炫目经济成就并不能掩盖深层次领域日渐暴露的突出问题，亦不能掩盖中国与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间依然存在的巨大差距。笔者曾说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成长的巨型经济体，如果没有建立一个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仅仅依靠见招拆招式的调控，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谁都知道，今日中国经济的严峻问题，无论是传统增长模式几乎走到了尽头，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还是收入差距越过危险的临界点，乃至改革迈入深水区之后遭遇既得利益者设置的巨大阻力之后的停滞不前，等等，无一不是长期积累矛盾的总表达，亦非仅靠一两个药方就能药到病除的。例如，单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就喊了这么多年，且发改委在每年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中都会有具体的改革意见安排，但执行层面的进展非常缓慢甚至倒退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人均GDP为5414美元的中国如今处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左半弧。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企业和特殊群体的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显然，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尤其是特殊利益群体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决非小概率事件。

      而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尽管贵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是当今世界经济规模前六位国家中市场经济体制最不完善、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社会保障体系最不健全、国民福利水平最低的国家。且不论整体实力依然遥遥领先于中国的美国，至少在未来20年里都不大可能被中国全面超越，也不说实力相对下降但依然拥有雄厚工业和教育基础的日本在巩固自身优势方面的那股韧劲，更不说在欧元危机面前处变不惊的德国，就拿经济规模总和都不及中国的英法两国来说，尽管我们在主要经济指标上已经可以傲视他们，但英法两国数百年的工业底蕴、制度底蕴和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力，远非中国可以简单超越。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完成整体战略转型，如果政府也能完成自身转型，如果深层次领域的突出问题能够取得突破，则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才有国家竞争层面的意义。

      2012年既是中国完成政治周期切换之后迎来下一个改革周期的过渡之年，也是中国经济在更高起点上真正开启全面转型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既要完成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消费与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以真正实现有效经济增长；更要通过制度平台和配套执行，实现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社会全覆盖。为此，决策层亟需以时不我待的决心扫除改革的羁绊。

      基于此，在明年的经济工作战略部署中，最高决策层既要通过常规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更要切实把握政府转型的时间窗口，在明年的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工作中，英国进一步明确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行为边界，以加大反腐败力度和放宽垄断领域市场准入改革为切入点，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深化改革的阻遏乃至破坏；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加快培育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以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地，亦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尽早出台相关改革实施的时间表，改变政府定价或影响定价的模式，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激发民间营商禀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欧日本等国尽早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力。假如政府在引进监督机制、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能够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特殊利益群体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则不仅能够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社会全覆盖，更可以为经济全面战略转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